習近平總書記把柳青稱為人民作家，曾多次點贊。習近平總書記說：“中央的文件下來了，他就知道他那個房東老大娘是該哭還是該笑，他就很了解老百姓的想法。黨政干部也要學柳青，他那么接地氣，也能夠跟老百姓融入在一起�！�

日前，電影《柳青》在中國作協(xié)點映。影片真實再現(xiàn)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我國開展的農(nóng)業(yè)社會主義合作化運動所經(jīng)歷的重重困難和取得的寶貴經(jīng)驗。故事講述了青年作家柳青放棄北京優(yōu)渥的干部待遇，決心親自參與實踐，創(chuàng)作一部反映新中國農(nóng)民集體創(chuàng)業(yè)的史詩巨著。柳青舉家落戶陜西長安皇甫村的一所破廟里，他深入農(nóng)村建設一線，扎根人民14年，歷經(jīng)風雨，面對從互助組到合作社等一系列重要歷史時刻，帶領公社社員克服重重苦難，鐵肩擔道義，開辟了社會主義事業(yè)在農(nóng)村的新局面，并在之后狂風暴雨般的運動中始終堅持真理，用自己的一生書寫了一段艱苦卓絕的社會主義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。

柳青先生的大女兒劉可風曾與父親共同生活了9年。她在退休后，根據(jù)父親生前對她的講述以及她對父親不同時期同事和朋友們的走訪，撰寫了《柳青傳》。她說，父親堅持“一切創(chuàng)作都要從人民中來，要深入生活，扎根人民”，她希望今天的年輕人能從父親的創(chuàng)作理念和創(chuàng)作經(jīng)歷中得到啟示，給自己的人生做好規(guī)劃。本文作者曾專訪了劉可風老師，讓我們一起領悟柳青文學的精神精髓。

劉可風：父親柳青一生的“創(chuàng)業(yè)史”

口述/劉可風  文/魏鋒

荒涼貧瘠的陜北，多余的孩子活下來做了讀書人

我父親出生于1916年7月2日，當時家庭窘困，他差點被我爺爺送人。爺爺劉仲喜因為不識字、沒功名而輸了官司和整個身家，對他來說，“這世上讀書人最值錢”，他畢生的辛勞和理想就是讓兒子們成為人人看得起的讀書人。

1924年，父親進了私塾，但直到十五歲才到榆林陜西省第六中學讀初中，三年后考入西安的高中。當時他的理想是做一名翻譯。他廢寢忘食地學習英文，具備了閱讀一般英文書籍的能力。在西安，學校圖書館和省立圖書館的藏書讓父親大開眼界，他對文學的興趣也越來越濃。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、華老栓、祥林嫂等人物形象，讓父親對文學的深刻性和概括性有了新的領悟。1936年，父親的散文《待車》第一次變成鉛字，刊登在《中學生文藝季刊》上，署名“柳青”。

其實，父親從十二三歲起就在油燈下費力地啃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，又從社會進化史和刊物《黨聲》中接觸和學習革命道理。1935年“一二·九”運動期間，父親擔任學生刊物《救亡線》的編輯，宣傳抗日，呼吁停止內戰(zhàn)，鼓舞西安學生聲援北平學生的愛國斗爭。西安事變后，他加入了共產(chǎn)黨，還擔任了西安學生聯(lián)合會刊物《學生呼聲》的主編，在《學生呼聲》上發(fā)表了《毛澤東和斯諾的談話》。

1938年，父親放棄了《西北文化日報》副刊編輯的工作和在西北臨時大學學習俄文、翻譯蘇聯(lián)文學的計劃，決定到抗日前線去。在陜甘寧邊區(qū)文協(xié)工作一段時間后，他奔赴前線采訪，并發(fā)表不少通訊報道。

1939年，父親先后到晉西南一一五師陳士榘任支隊長的獨立支隊、一二九師陳賡任旅長的三八六旅任文化教員。在一次外出中，兩位護送父親的新機槍手不幸犧牲，當時團長安慰父親：“他們犧牲了，我們很難過，好在你安全回來了。培養(yǎng)兩個機槍手容易，培養(yǎng)一個作家就困難得多啊�！睆拇耍�父親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提醒自己，不能忘記一個幸存者肩上的擔子。

作家閻綱、柳青之女劉可風

回陜途中忙采訪，創(chuàng)作反映陜北人民在戰(zhàn)爭中的作用 

1945年10月，父親帶著《種谷記》手稿，隨軍奔赴東北，開辟解放區(qū)。1946年2月，父親到達大連，負責接收、整頓大眾書店和印刷廠，并開始修改《種谷記》。1946年6月蔣介石發(fā)動了全面內戰(zhàn)，胡宗南部于1947年大舉進攻陜甘寧邊區(qū)。父親想回陜北，體驗戰(zhàn)爭生活，為以后的創(chuàng)作做準備。但因戰(zhàn)事交通阻塞，一直未能成行。1947年7月，東北光華書店印行了父親的《種谷記》，當時父親正在冀東采訪、寫作，剛好晉察冀野戰(zhàn)軍三縱和四縱奉調過冀東，父親便隨軍一起經(jīng)過平北，順利到達河北省平山縣黨中央工委所在地。此前父親離開東北時，高崗讓他給黨中央捎十來斤人參，給中央秘書處帶一封信。一到平山，父親先去西柏坡村，把人參和信交給了秘書處的曾山同志，然后在招待所住下。

此時，趕回陜北已不那么緊迫，父親決定索性住一段再走，在這里也能了解一下全國形勢和黨中央的戰(zhàn)略部署。而父親最想聽到的，是幾個熟人對他剛完成的作品《種谷記》的看法。

一個是柯仲平，他正在編“中國人民文藝叢書”，選編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后的作品。另一個人是胡喬木，他從1941年做毛澤東的秘書，當時剛剛當了中宣部副部長。聽聽他們的意見，對以后的創(chuàng)作有好處。兩人對《種谷記》基本肯定，并且決定選入“中國人民文藝叢書”，這對父親無疑是一種鼓舞。

柯仲平和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住在一個院子里，經(jīng)柯仲平引薦，陸定一和父親談了一次話。他問父親：“為什么要回陜北去？”父親說：“我想反映陜北人民在戰(zhàn)爭中的作用�！标懚ㄒ桓锌�道：“沒有陜北人民的支持，就沒有陜北的勝利�！彼�介紹了陜北人民在戰(zhàn)爭中英勇無畏支援前線的事跡，一再叮囑父親“陜北人民要好好描寫”。

1947年8月，父親再登歸程，為節(jié)省時間，沿途不過縣城，大多沿著山根，經(jīng)山西過黃河去延安。1948年10月，父親終于回到陜北，他深入米脂縣，以著名的“沙家店戰(zhàn)役”中一個糧店支前為題材，用八個多月時間，廣泛征集了其長篇小說《銅墻鐵壁》的素材。

主持《中國青年報》文藝副刊

1949年7月，父親參加第一次文代會后，到秦皇島去寫心中已具雛形的《銅墻鐵壁》。他認為如果貪圖安逸，這一生在文學上是沒有希望的。要在文學上有成績，必須時時刻刻和“怕艱苦”做斗爭。其間，各方提出的《種谷記》的缺點、巴金的“別看這篇小說水平不高，這個作家是最有希望的作家”使父親經(jīng)常反思，更加明確了自己的差距和目標，決心按照認定的方向堅持走下去，不管吃多大苦，絕不回頭。

1951年，小說《銅墻鐵壁》快完成時，父親接受馮文彬和蔣南翔的邀請，到即將創(chuàng)刊的《中國青年報》編輯部任副刊主編、文藝部主任。

副刊編輯部僅有的三個青年學生沒有辦報經(jīng)驗，父親常把書稿放在辦公桌中間讓年輕人討論，他充分肯定正確意見后細致分析稿件的優(yōu)點、缺點，并提出修改意見同大家商量。他還經(jīng)常親自寫退稿信，寫成后讓大家傳閱，聽取大家的意見。經(jīng)父親簽發(fā)的稿件，看清樣連標點符號也很少改動。

報紙初創(chuàng)，事務繁忙，每天早晨父親總是最早來到編輯部，深夜才和年輕人一起離開。他對年輕人說：“編輯要有眼力，要多登質量高的稿件，不只教育讀者，也要影響作者，絕不能粗制濫造，濫竽充數(shù)，一開始就要樹立一個好風氣。”他要求編輯不漏掉一篇有特色、有生活氣息和真實感受的稿件。一位抗美援朝的女青年從朝鮮寄來一首詩《你胖了，是我最大的愉快》，父親發(fā)現(xiàn)后稱贊這首詩真摯感人，當即朗誦給大家，并且親自修改，發(fā)表時還寫了肯定這首詩的按語。這首詩見報后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。

為了把報紙辦得有創(chuàng)造性，父親積極聯(lián)系他熟悉或不熟悉的作家，真誠約稿。這一階段，《人民日報》也常轉載《中國青年報》的文章。

1951年9月底，父親接到通知，參加中國青年作家代表團，出訪蘇聯(lián)。在離開編輯部前，父親請來作家周立波擔任副刊顧問，讓幾個年輕人在周立波的指導下繼續(xù)工作。

為了文學準備回陜，江青邀請父親改編電影劇本

1952年元旦前夕代表團回國，有人希望父親留在《中國青年報》工作，但由于對文學事業(yè)成敗的理解，父親還是急切地要求回陜。

過了春節(jié)，已經(jīng)做好回陜準備的父親去找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胡喬木，胡喬木說：“江青同志要你參加《銅墻鐵壁》電影劇本的改編工作，我不能決定你的工作，你直接和江青同志談吧�！�

父親和江青是出國前因為《銅墻鐵壁》認識的。書完成后，按組織要求對內容進行了審查，父親還是不放心：“多幾個人看看，少出紕漏。”起初他找了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，不久田家英打來電話：“我很忙，確實沒工夫，我請一個人給你看可不可以？”“你說的人是誰？”“江青同志。”父親喜出望外，很快把清樣送到中南海。幾天之后，江青回了一封信，熱情肯定了這部作品。不久后這本書正式出版。

胡喬木同父親約好，讓父親到主席家，同江青面談。江青對父親很熱情，實事求是地說，當時父親覺得江青和藹、謙虛，也就直言自己的想法。父親說他要從互助組階段寫起，把中國農(nóng)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過程，寫成一部大型的長篇小說，已經(jīng)想好了回陜西農(nóng)村安家落戶。父親還說自己不會寫電影劇本，也不大熟悉電影這種藝術形式。

江青同意父親不參加電影劇本的改編工作，但是要求父親到上海參加一次“五反”運動。她說：“看看上海工人階級和資產(chǎn)階級的斗爭對你到農(nóng)村去工作有好處�！辈痪�，父親就到了上海長寧區(qū)一個私營電機廠。但是，父親對上海和上海的工廠很陌生，僅僅語言上的障礙就使他很難深入下去，過了兩個月就離開了。

1952年5月底，父親終于回到西安，從此開始了生活和寫作的新階段。

魏鋒、劉可風

為了寫作落戶長安，暫時擔任縣委副書記

為了讓父親選定落戶的地方，西北局的領導提出許多建議：涇陽縣、三原縣、高陵縣、戶縣等。選址是為了寫書。巨大的政治變化必然帶來經(jīng)濟和社會心理的變化，父親希望所去的地方能迅速、明顯地反映出這種變化，所以父親認為應該在西安附近落戶，但離城不能太近，既要有濃郁的鄉(xiāng)土鄉(xiāng)音鄉(xiāng)情，又能回避城市對他的各種干擾。

經(jīng)過考察，父親了解到，自從涇陽縣的涇惠渠修成后，其流域兩極分化加速，土地更快地集中在少數(shù)地主手中，農(nóng)民更加貧窮。后經(jīng)土地革命，情況發(fā)生了變化，水利開始為貧苦農(nóng)民服務。父親認為這也許能夠成為寫作的題材，于是決定去涇陽。

想好后，父親去找西北局宣傳部長張稼夫。張稼夫聽后搖了搖頭：“涇陽離西安遠哪，到遠處農(nóng)村落戶，你來西安聽報告不方便，縣上聽到的傳達報告、看到的文件有限，長時間不來西安，會影響你的工作和學習，再考慮一下吧�！�

兩人討論了很長時間，最后張稼夫說：“我的意見是到長安縣比較合適，離西安近，汽車接送比較方便。”

1952年9月，秋風初起，父親住進了長安縣委大院的一間平房，他準備很快下基層。在這之前，他暫時擔任縣委副書記，分管互助合作工作。

此時父親的行政級別已是九級。

定居長安縣皇甫村，四易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書稿

1953年，父親為了創(chuàng)作辭去長安縣委副書記職務，定居在長安縣皇甫村，專門從事長篇小說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等作品的創(chuàng)作。

為了熟悉集市上農(nóng)民的糧食和牲口交易情況，他和當?shù)刭I家一樣，在牙家（市場經(jīng)紀人）的涼帽里、袖筒里，不動聲色地和人家捏指頭摸價，談生意。父親的裝束以及對市場行情的了解，“蒙蔽”過許多市場上的生意人。市場的行情，集市上的百態(tài)，人的神情都成為他書中的故事。

這一年，父親完成了一部小說，近十萬字，反映了農(nóng)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勢下面臨的新問題。但父親并沒有感到輕松和愉悅，這部歷經(jīng)半年完成的作品并未達到他追求的藝術效果。他認為，這部作品與之前的《銅墻鐵壁》水平相仿，沒有太大提高。對每一部新作品，父親都要求“不能停留在藝術創(chuàng)作的老路上，要提高，一定要達到一個新水平”。

1954年，父親開始了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的寫作。到第二稿時，為了讓小說更加生動、細膩，他盯上了熟知當?shù)貧v史的飼養(yǎng)員。

在飼養(yǎng)員老漢的草棚里，父親常常一待就是幾個鐘頭。有一陣子，半夜11點、凌晨2點，不管時間，父親有疑問就拄著棍子去找飼養(yǎng)員。有幾次，進門問完話，老漢開口正準備細說，父親轉身又要走。老漢不解地嘀咕：“這人有神經(jīng)病呢�！�

父親為了讓自己更好地進入角色，開始“演”角色，在寫作時習慣性的踱步中，會不自覺地兩只腳蹺著走，或手中端個什么，一副很生氣的樣子，嘴唇還在動彈。一次，父親正在“演”，幾位區(qū)里的干部突然來訪，他招呼道：“你們來了，坐！”其實，父親心里相當沮喪，來訪打斷了他最佳的創(chuàng)作情緒，但體諒干部們的辛苦，他并不計較。

有一天，父親正在寫作，偏在這時，家里的母雞開始下蛋，高一聲低一聲地叫著，讓父親靈感頓失。他按捺不住怒火，轉身回到臥室，拿起鳥槍，沖出小院，啪的一聲，母雞斃命。而父親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，不明白自己為何這么憤怒。

父親來村里好幾年了，沒有創(chuàng)作出一部作品，周圍的人坐不住了。1956年，父親認為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沒有達到自己追求的目標，即將進入第三稿的修改，外界卻有人議論“住在一個村子里，長期不出來，能干出啥名堂”，“那個廟是他的安樂窩，住著享清福哩”。有人說他革命意志衰退，有人說他怕過艱苦的生活，甚至有人說：“他還能寫出作品來？”甚至在一次全國作協(xié)的會議上，一位領導點名批評他在皇甫村的定居和大規(guī)模的寫作計劃，并且預言他將失敗。

當時，陜西省的領導也表示，讓父親有作品就拿出來，寫不出來就不要待下去了。之后，省里有意無意地給父親安排很多日常行政事務。固執(zhí)的父親決定反其道而行之。1957年，因感到困惑，沒有寫作狀態(tài)，父親決定暫時不寫了。

1958年，父親再次動筆，這次“終于寫順了”。為精益求精，父親又寫了第四稿。那時寫作，刪改只能手寫，父親有個習慣，不管改動大不大，改稿時都會重新謄寫，每頁稿紙都干干凈凈。

父親生病拉痢疾，最嚴重的一天在便盆上坐了四十幾次，他干脆拿塊寫字板，放在膝蓋上，堅持思考、改稿，拼命寫作。

1959年4月，父親的長篇小說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開始在《延河》雜志上連載。1960年，經(jīng)過四次修改的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第一部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，稿酬一萬六千多元，父親如數(shù)捐給了當?shù)毓�社，并寫信特別強調：“我希望除了負責干部知道外，這件事不要在群眾中宣傳，不要做任何文字的或口頭的宣揚。如果有人這樣做，我認為是錯誤的�！庇腥藙袼�，把稿費給孩子們留點兒，或者給自己留些防備萬一，父親說：“我寫書并不是為了自己，農(nóng)民把收獲的糧食交給公家，我也應該把自己的勞動所得交給國家。娃們將來要靠勞動養(yǎng)活自己，他們大了要給社會做貢獻，給國家創(chuàng)造財富�！�

頂著“認罪態(tài)度極端惡劣”的帽子，從未揭發(fā)過一個人 

父親癡迷文學，所有的困難都未能動搖他對文學的決心。不僅如此，1961年開始寫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第二部時，父親向中國青年出版社預借五千五百元稿費，為皇甫村支付高壓電線、電桿費用。

1963年，“社會主義教育運動”（即“四清運動”）在全國城鄉(xiāng)開展。運動中，社教干部批評父親“長期脫離階級斗爭，不參加機關斗爭，在皇甫村養(yǎng)尊處優(yōu)”，說父親是“四不清”干部的黑后臺。

“四清運動”中，父親活下來了，但等待他的是下一場變本加厲的運動——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最初父親認為“運動嘛，最多幾個月”，想著過幾個月還能繼續(xù)寫作，但“文革”持續(xù)了十年。

大約1967年年中，有人給了父親一張小報，上面登了江青的一個講話，她在講話中提到了父親。當時江青發(fā)表講話很頻繁，大部分是說某某人怎樣不好，如何罪大惡極，很多人因為她的講話下了“地獄”。但這個講話對父親充滿善意。拿著這張小報，父親沉思了一陣兒，又拿到作協(xié)王繩武那里，問：“你看，江青對我放出善意，這是在給我打招呼，讓我上她的船，你說我怎么辦？”王繩武說：“你自己看吧！”父親說：“我想過，我不表態(tài)，我不能上她的船。”1967年末的冬天，西北局、陜西省委、西安市的領導被拉上西安街頭。某些造反派為了表現(xiàn)革命性，把作家們也拉到隊伍的末尾。父親脖子上掛著“彭高習反黨集團的殘渣余孽”的牌子，手壓在頭上做“噴氣式飛機”狀，迎著寒風參加游行。

父親一轉眼就成了“走資派”“黑作家”，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也一夜間成了千夫所指的“大毒草”。這段時間，父親常說的一句話是“承認了就不是我柳青”。頂著“認罪態(tài)度極端惡劣”的帽子，他從未揭發(fā)過一個人。

1968年春，我收到父親的來信，告知造反派“解放”了他�！拔母铩敝�，“解放”意味著不再被當作敵我矛盾對待。然而，到了當年冬天，新的來信中卻說父親再次被揪出來，并且不久前觸電自殺未遂。

后來，父親對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王維玲承認：“那時，我確實想自殺，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反抗和自衛(wèi)的形式。”

終于“解放”了，但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創(chuàng)作計劃終未能如愿 

直到1972年5月4日，“柳青專案組”送來父親的專案結論，否定了所有莫須有的罪名，父親終于“解放”了，我也已從北京回到他身邊。然而此時，父親已經(jīng)沒有精力繼續(xù)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第二部的結尾和修改工作。自幼體弱、患有哮喘的父親病勢日重，身體漸衰。他幾次試圖續(xù)寫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，都未能真正實施。

得悉父親因身患重病而難以完成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之后的寫作，作品人物原型之一的董廷芝老書記深情地說：“希望他好好養(yǎng)病，能把四部書都寫出來。別人寫，寫不成他那樣的。”

“解放”后的父親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北京“躲病”了。他在中國青年出版社有很多朋友，到北京后就借住在出版社的宿舍。有人幾次對父親說：“耀邦同志從干校回來了，很多同志都愛到他那里坐坐�！庇谑俏矣米孕熊囃浦�父親去了。

從1972年5月開始，父親每年到北京“躲病”都要去看望胡耀邦。1972年的那次談話我記得，是從父親對陜北經(jīng)濟建設的建議開始的，胡耀邦聽得非常認真，他同時也非常關心父親的身體狀況，建議父親給周總理寫一封信：“有許多人給總理寫信，本人不出面，是讓兒女出面�！彼�把頭轉向我，非常詳細地告訴我送信的地址。

信由父親口述，我記錄。發(fā)出后的第九天，父親就接到了衛(wèi)生部的電話，說：“總理非常關心你的健康，讓我們轉達他的問候，并給你安排在京檢查和治療。他已經(jīng)把你的建議轉給了有關方面。”總理這樣重視一個普通作家的求助，讓我們一連幾天心里都不能平靜。父親深為感動，增強了加速完成四部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的信心和力量。在治療一段時間之后，雖然沒有痊愈，父親還是重返皇甫村，堅持把第一部修改一遍，接著又繼續(xù)寫第二部。

1978年，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第二部還在創(chuàng)作之中，六十二歲的病重的父親在病床上堅持用了三個月時間，奇跡般完成了第二部已有文稿的修訂工作。父親的計劃是完成四部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，寫作內容橫跨互助組、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三個階段。父親去世前的幾個月還一直在寫作。

父親晚年，我們處在隨時要送他去醫(yī)院的恐慌之中。他曾跟我談起，其實他可以悄悄地在發(fā)病嚴重時結束自己的生命，不再忍受這樣的折磨，然而讀者的期待讓他無法放下。每當面對困境，他總是站在一個作家的角度寬慰自己——“什么樣的生活對作家都不多余”。

然而，無論讀者多么期待，父親還是永遠地走了，留下了無盡的遺憾。在父親生命的最后幾年，他特別感謝我送給他一本標有“內部參考”的名為《第三帝國的興亡》的書。父親說，當年在陜北，他也對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的戰(zhàn)事進行過分析，這本書證實了他的許多分析是符合歷史事實的。他還說，人的樂趣就在于要看看自己的判斷和評價是否符合客觀存在和發(fā)展，一旦停止這種判斷和評價，人就活得沒意思了。

替父續(xù)寫《柳青傳》，把父親的遺憾落在紙上 

我1970年大學畢業(yè)回到父親身邊，到1978年父親溘然長逝，一共九年。這九年，我們從互不了解到無話不說，共同度過了許多難忘的日日夜夜。

父親在生命垂危時絕望地對我說，“我的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肯定是寫不完了”，還流了淚。面對父親的遺憾，從那一刻起，我就認定自己將來必須完成一件事——把父親的遺憾落在紙上。

我是學理工科的，對于作家父親的精神世界開始并不了解。真正讀懂父親，是在翻閱大量資料，并拜訪了父親生前好友、同事、上下級，和他在米脂縣和長安縣時的各級干部、村民等當事人之后。在徹夜的長談中，在自知來日無多的遺言式的留言里，父親留下了他的思想。父親贈送的二戰(zhàn)炮彈碎片激勵著我，我雖收集了很多寶貴資料，但真正下筆寫傳記仍然非常困難。寫作中最難的是要不斷面對父親的苦難，很多時候，我是哭著徹夜寫作的。

對于寫作，應該說是父親教會我的。有時寫作文，我唰唰下筆，沒有“精心構思”，父親就很生氣：“我是恨鐵不成鋼��！”父親去世后，我雖然日夜都記掛著寫父親的傳記，但當時主客觀條件都不允許，便把希望寄托到退休后。2001年我真的退休了，卻膽怯地不敢拿起筆，焦急和畏懼日復一日。進入2003年，我才下決心開始述寫父親的往事，到2005年斷斷續(xù)續(xù)寫了一大堆，也僅僅是把記憶召喚了回來。2006年，父親生前的幾句話再一次敲打我，他曾略帶失望，更是激勵地對我說：“女兒呀！你長了我的頭腦，血管里流了我的血，但沒有我的精神！”我決定對自己更“狠”一點，用了十年時間，終于完成了父親的傳記。   

父親是一個作家，同時也是一個農(nóng)村的基層工作者。他一生鉆研文學，下了拼死的決心創(chuàng)作。但是，如果文學上沒有成績，他也不遺憾自己的人生，因為他為人民做了許多實際工作。（文圖/魏鋒）

魏鋒，陜西省彬州市人。中國作家協(xié)會會員，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，中國民俗攝影家協(xié)會會員，“微風讀書會”微平臺主編,“陜西文學藝術創(chuàng)作人才百人計劃”入選作家之一，《中華文學》雜志簽約作家。代表作品：《時光雕刻者》《春天里放飛夢想》《微風軒書話》等，評論文章曾入選國家公務員考試面試熱點分析，文章曾在《人民文學》雜志海內外游記征文、全國報告文學征文、全國職工讀書征文活動中獲獎。

編輯：慕瑜